[4]参见钟丽娟：《自然权利制度化研究》，山东大学理论法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6页。

首先，法律不可能超越伦理的讨论，否则，其民主基础将丧失殆尽。【注释】 张剑源，法学博士，云南大学法学院讲师。

更为严重的是，在伦理讨论并不充分的情况下(比如被侵权者讨要说法之于隐私保护的意义)，预设或成本分析只会使隐私权边界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最后，有学者还从理论上肯定了伦理观念的嬗变对当代立法和实践的重大影响。再者，现代法律由于其所具有的形式理性特点，使得法律又在在某种程度上与单纯的伦理讨论相区分。持否定论的观点认为：当病人的隐私权与正常人的健康权发生冲突时，两者应该得到平衡的保护，甚至后者应优于前者。(12)参见赵万一、朱明月：《伦理责任抑或法律责任——对公司社会责任制度的重新审视》，《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112-122页。

通过实施那些在社会交往中产生的规则，以及解决纠纷等，法律发挥着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3][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因为从逻辑上讲，党的本质是政治组织，而法的本质是行为规则，两者不存在谁比谁大的问题，否则就会落入话语陷阱。

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特别强调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更关键在于，党内法规的制定只有基于人性和可执行性才有可能做到从严治党和违规必究。我们可以初略分析一下这些规定。在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政党是通过参加竞选赢得执政党地位的，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是通过革命取得执政党地位的，而且执政党地位是一劳永逸的。

不管在革命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中国共产党都是一身二任的。宪法赋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权，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共产党员是先进分子，因此，党规在不违背宪法法律的情况下应该对共产党员有更高更严的要求。

在国家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已经有了，《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也有了，但关于党中央组织的选举规则还没有，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怎么衔接也没有具体的规则，党导民主需要建立起从党内民主到人民民主之间的确定的规则桥梁，这个桥梁现在是以潜规则的集中民主制来实现的，一般情况下，重大事项都是先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或者中央委员会通过民主集中制决定之后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进行讨论贯彻落实。党内规治系统基本上可以仿行国家法治系统，党内规治系统与国家法治系统的唯一区别只是适用对象限定在党员和党组织，国家法治的原则都必须满足。既然民主制是集中制，那么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只能从时间上分开才可以理解。立宪党导制要求在宪法中专设一章规范中国共产党的具体领导和执政方式，使党导法规体系有了宪法依据。

社会不只是单个人的加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合作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会达到1+1=3的结果。在党政分开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将党权与政权分开，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由不同的领导人担任。执政权是一种国家权力，其特点是具有国家强制力，权力相对方必须服从。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在不同时期消灭不同的敌对阶级，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广大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然而革命成功之后的和平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了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就成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它的目标是领导各族人民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实现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

所以劳动高于资本，理应受到优先考虑。宪法实施的前提是宪法必须是规范性的和可实施的，作为中国最根本政治制度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在宪法的规范之下，宪法的实施才有意义。

单个的劳动者在资方面前没有讨价还价能力。我们必须采取务实的态度创设制度使得共产党员（有能力贪腐的官员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和不必腐。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场景：一名清洁工从早晨五点起床到晚上八点收工，每天起早贪黑干活，风里来雨里去，但在市场经济中的报酬却很有限。另一种是把劳资关系看成无利益之争的合作关系或者和谐关系，忽视劳资双方对于合作剩余分配上的冲突。如果中国共产党在未来能够始终三个代表，成为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就具有了领导党的正当性和优越性。但是相对于资本家的所得，工人是不自愿的。从历史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民主能力的两个要素，即：经济能力和理性能力。尽管这句话是针对犯罪说的，但同样适用于违法和违规违纪。

就是以《工会法》和相关的集体谈判制度为核心的劳工法（Labor Law）。我们要真正实现从严治党，必须将党关进党规的钢笼子里，这既是从严治党的要求，更是真正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

民主制度发展的历史表明民主权利是根据民主能力被逐渐赋予的，其背后隐藏的是利维坦。张三用一把斧头换李四的两把镰刀是因为在张三看来两把镰刀的价值比一把斧头的价值大，李四认为一把斧头比两把镰刀的价值大，张三和李四交易之后都得到了比交易之前更多的东西，也就是说交易是增值的。

列宁的所谓民主集中制实质上就是民主之后的专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太提革命，代之以建设和改革，是一个巨大进步。

从严治党要求违法必究、违规必究，违规必究要求党规是可以执行的，党规是可以执行的要求我们要将共产党员当作人来看，只要是人就有名利，只不过不同的人的名利不同而已。没有相应名利的激励，先进分子会退党和不愿意担任公职，党员干部的先进性将越来越差。政党是大众政治结构的组成部分，是因代议制政府和19世纪选举权的逐步普及而产生的，政党一般是通过选举竞选掌握执政权力的，各个党派按照自己的政纲和纪律行为，掌握执政权力的政党通过派驻党员进入政府各部门，政府官员按照国家法律行事，可以说一般国家政党的纪律与国家法律是分离的。3.1.2.3 兄长当家与先进治国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比较绕，老百姓记不住，老百姓可能记得德、智、体，老百姓只能看到身边的党员干部是不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干部。

也正是现实的激励机制而不是主流叙事的虚空说法使得更多能力突出且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是无可厚非的，而且更应该将激励机制合法化和公开化，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让无房者不要去拆掉别人的房子，而是辛勤劳动，给自己造一栋房子，这样就以身作则，保证他自己建的房子也不至于遭受暴力。

[ 杨光斌：《民主集中制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优势所在》，载《光明日报》2014年9月30日。何谓集体领导？在有争议时是少数服从多数吗？还是由一把手最终说了算？现实中是由一把手说了算的，这又是一个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潜规则。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有一套适用于全国人民的法规体系。这一部分法律制度在英美法中被称为雇佣法（Employment Law）。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从严治党，从严治党的关键在于违规必究，违规必究的前提是党内法规必须是可执行的，党内法规可执行的前提是在立规时将对共产党员的纪律要求和道德要求分开。党内法规在国家法律之内，国家法律毫无疑问大于党内法规。正如中国共产党所宣示的，三个代表确实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领导权是进行政治上、思想上的指导，可以发号进行方针政策的指导与号召，以其政治权威使人信从。

这样做蛋糕和分蛋糕的问题就可以在包括使用价值和价值在内的统一体系之中。党权与政权，中国共产党的军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权发生了分离。

党内规治系统的可行性来自于其与国家法治系统的同构性。中国的法治道路与其他国家法治相比最显著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首要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

3.3.3 国家的民主集中结合制 民主集中制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也是国家基本制度。女性长期被排除在外也许是男人认为女性缺乏理性